普樂可復是日本Fujisawa制藥公司的研究人員于1984年從“筑波鏈霉菌”肉湯發酵物中提取的大環內酯類藥物。雖然其在結構上與CsA迥然不同，并且分別與不同的胞漿蛋白結合，但它們在作用機制上有著相似的特點，只是普樂可復效力更強（較CsA強50-100倍）。1987年在美國的哥森堡如邢首屆以普樂可復為主題的國際性會議。1989年如開的第四屆歐洲器官移植學術會議上，普樂可復被作為一個重要議題在會上進行了講座。同年，美國移植專家Starzl首次將此藥用于肝移植，收到了較好的效果。隨后，北美，西歐和日本等國家都在對普樂可復的一些基本特性、作用機制以臨床應用等方面進行深入探索，并不斷獲得新的認識，從而一定其作用效果優于CsA免疫抑制劑，確立了普樂可復在免疫抑首選藥物地位這使得移植術后的免疫抑加多樣化，對臨床醫師來說有了更好的治療選擇。

　　在器官移植術后誚用普樂可復，排斥反應發生率大幅降低，即便出現排斥反應，其顯著下降。國內文獻報道亦證實：應用普樂可復后排斥反應發生率可降低至10%以內。

　　普樂可復的使用對CsA治療失敗的病人來說是一種可能逆轉其免疫排斥反應的新方法。應用CsA后仍出現的排斥反應中，有70%-80%可被普樂可復逆轉。成功逆轉CsA治療無效的排斥反應可以大幅降低移植物的丟失，減少病人重新透析或丙次移植所耗費的本及個人經濟損失。

　　自1999年普樂可復進入我國以來我國肝移植手術發展非常迅速，僅1999年的年移植數就達100余例，而今年則有望突破500例。普樂可復在肝移植患得在廣泛應用，病人成活率顯著提高，從而促進了肝移植的發展。肝移植像腎移植一樣，獎成為一種常規性手術且被廣泛接受。除了臟、腎臟、心臟和肺和移植效果得到改善外，普樂可復的應用還將合小腸移植或腹腔多器官移植成為可能。

　　（1）關于腎毒性。普樂可復的腎毒性比CsA輕，尤其在慢性腎毒性方面。研究發現，CsA的慢性腎毒性與TGF-β1(一種轉化生長因子，對腎臟的纖維化和硬化起著重要作用)的合成和釋放增加相關。CsA可以顯著促進TGF-β1的合成和釋放增加，而普樂可復則沒有此現象。

　　（2）有促肝細胞增生的作用，對肝臟移植更為有利。對于腎移植，部分患者應用CsA可引起肝臟毒性反應，轉換為普樂可復后則可以有效減少對肝臟的損害。

　　（3）不導致特殊的組織增生現象，如：多毛癥、齒齦增生、男性乳房女性化和特殊的面目丑陋，這在兒童和婦女病人尤為棘手，服用CsA有可能導致這些變化。一旦患者發生這些變化后轉而應用普樂可復，即可恢復政黨正常容貌和自信，從而提高病人術后生活質量。

　　（4）普樂可復較少產生高血壓和高血脂并發癥，所需降血壓及降血脂藥物更少，故對移植后心血管并發癥的威脅也顯著降低。據文獻報道，在移植患者術后死亡原因中，心腦血管并發癥所占的比例很高，逐漸成為頭號死亡原因，因此降低移植患者心腦血管并發癥威脅受到了臨床醫師的高度重視。

　　（5）在藥物動力學方面，普樂可復達到穩態治療窗濃度，便于判斷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而CsA則需2周左右才能達到穩態，相對不利于及時觀察和藥物調整。

　　總之，由于普樂可復具有上述種種優勢，使得移植所需的整體費用非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所降低。據美國和英國的資料顯示，普樂可復用于器官移植后，從藥物經濟學角度來看，整體費用均有所降低。原因包括普樂可復降低了需要治療排斥反應、移植失敗后再透析、再移植等的相關費用，同時還降低了其他輔助藥物、治療相關并發癥及住院的費用。隨著用藥時間的推移，普樂可復所需的劑量越來越低，也減輕了病人的負擔，對于整個社會的醫療支出則更為經濟。

　　在過去的40年里，移植受者的人/腎存活率均有不同影響。在硫唑嘌呤時代，尸腎移植1年后僅有半數受者的移植物有功能;隨著CsA的應用，比較以硫唑嘌呤為基礎的免疫抑制療法時代，人/腎存活率提高了20%-30%;普樂可復時代其存活率進一步得到提高。美國多中心5年資料顯示，腎移植術后5年的存活率CsA組為54%，普樂可復組達65%。由此可見，每一次免疫抑制劑的時代變化，都對器官移植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